| 2008-11-21 15:06:26 |
|
何跃沛：东莞共2465公里，面积很小，但是改革开放30年，从一个“农业县”变成一个“工业社会”。原来底子薄，改革开放前，东莞只有一个工程师，而今 天的人才统计数字显示已经达到113万人。30年聚集这么多人才，依靠的就是加工贸易企业，进而带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。 东莞在1991年就提出转型升级。但那时条件不够，想升级没能力。加工贸易都是别人的技术，自己要人才没人才，要成果没成果，必须有人去搞技术创新才可以。我们在1992年出台一个政策，为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升的“十六号文”，当时收劳动管理费，就是“人头费”，从每人每月12元提到100元。文件一出来，那些香港老板哗然，不干了。最后这个文件没有执行成功。从这一点，我觉得产业的升级转型不是你想干就能干，还需要遵循一定市场规律。到了2005、06年，土地用得差不多了，人口越来越多，产业不得不转移。所以市委市政府提出要经济社会双转型。怎么转？就要培育自己的企业，自有知识品牌、自有知识产权。于是出台了“东莞50条”政策。市财政每年拿出10亿扶持资金。深圳年财政收入几千亿，东莞才500多亿，但科技支出还没有10亿，广州今年才拿出10亿，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。 人民网：长期以来，东莞给外界的印象是“世界工厂”，但现在东莞高新科技产业产值，占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。迅速达到这么高的比例，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？ 何跃沛：我认为有好几个因素。首先是政府领导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有政策出来。第二，企业知识创新的意识逐渐增强。原来很多企业只满足为别人加工做OEM，现在加工利润空间越来越小，比如有一个企业原来给香港代工做小功率UPS，只赚加工钱，后来自己做，但也挣不到钱，因为UPS大家都会做。没有办法，最后跟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搞大功率UPS，从10V到100V到1000V，现在“鸟巢”、“水立方”等奥运场馆的UPS都是他们做的，性能特别好，还拿到国家级发明金奖。广东省政府给了100万，东莞又给100万。这个企业就是非常典型的，从一个OEM到自己做，到创品牌这样一个过程。搞科技是企业和市场的因素。 人民网：其他地方也有市场驱动，为什么只有在东莞比较成功？ 何跃沛：经商环境的差别。无论对外资企业，还是对民营企业，政府都非常扶持。 人民网：现在东莞科技创新能力处在什么水平？哪些企业再创新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？ 何跃沛：改革开放初，东莞有40万剩余劳动力，他们洗脚上田进了工厂，他们现在又回来打工，创办工厂，还吸引全国各地几百万人到东莞来打工。高新技术企业大概80%都是外省人创办，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只占20%。为什么大家都来东莞，觉得东莞没有歧视，很包容，只要你对社会有贡献，只要你照章纳税我们一视同仁。所以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也会提升。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创新差距在哪里？我认为还是在国际视野方面。因为，港资、台资、日资、韩资早就在全世界拉订单了。内地企业家过去一直跟着他们走，自己去国外拿订单还没有这个能力，现在有这个能力了，有一些企业家满世界飞。 对于技术创新，东莞的创新能力比较差，但是企业有这种意识以后，可以说就是创新能力的跨越。企业虽然没能力，但他们有这个意识，就会搜罗人才。比如“迈科”，一个做锂电池的企业。老板1968年出生，从销售做起，现在自己办厂，从一个小厂办到大厂。他在工厂设立了博士工作站，高薪聘请，还给股份，已有的科技成果马上就可以做成产品。还有一个典型企业“勤上光电”，原来是做低技术对附加值的LED景观照明。去年政府帮他介绍清华大学的一位研究大功率的LED权威专家，组合成产学研典型。在一年时间里，企业马上改观，现在已经拿到很多订单。因为产品节能性好，政府项目也支持，凡是修建的路都用他们厂的路灯。 人民网：产学研的结合，让企业拥有了知识产权。如何让科技成果尽快地、有效地转化成经济成果？科技局又起了哪些推动作用？ 何跃沛：东莞这些年发展取得的经验中，一个核心就是“实用”，企业也是这样。拿到的成果，首先看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。很多研究部门的科研成果只是为了发表论文，所以不实用，离产品往往还有一段距离。科技局不主张企业跟研发部门无目的掺合，而是倒过来，企业提出课题让研究机构解决。用需求要求高校提供科技成果，这样就省掉很多事。东莞也走过弯路，起初的第一个科研平台——广东电子研究院，是中科院计算机所来这里办的。但他们总是把计算所的科技成果进行推销，企业认为没用，没有动力。现在我们是带着课题去找成果，这样就可以很快转化成生产力。哪怕找了两三年，只要找到自己所要的技术，马上就可以转化成生产力。 人民网：现在东莞科技创新能力处在什么水平？哪些企业再创新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？ 何跃沛：改革开放初，东莞有40万剩余劳动力，他们洗脚上田进了工厂，他们现在又回来打工，创办工厂，还吸引全国各地几百万人到东莞来打工。高新技术企业大概80%都是外省人创办，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只占20%。为什么大家都来东莞，觉得东莞没有歧视，很包容，只要你对社会有贡献，只要你照章纳税我们一视同仁。所以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也会提升。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创新差距在哪里？我认为还是在国际视野方面。因为，港资、台资、日资、韩资早就在全世界拉订单了。内地企业家过去一直跟着他们走，自己去国外拿订单还没有这个能力，现在有这个能力了，有一些企业家满世界飞。 对于技术创新，东莞的创新能力比较差，但是企业有这种意识以后，可以说就是创新能力的跨越。企业虽然没能力，但他们有这个意识，就会搜罗人才。比如“迈科”，一个做锂电池的企业。老板1968年出生，从销售做起，现在自己办厂，从一个小厂办到大厂。他在工厂设立了博士工作站，高薪聘请，还给股份，已有的科技成果马上就可以做成产品。还有一个典型企业“勤上光电”，原来是做低技术对附加值的LED景观照明。去年政府帮他介绍清华大学的一位研究大功率的LED权威专家，组合成产学研典型。在一年时间里，企业马上改观，现在已经拿到很多订单。因为产品节能性好，政府项目也支持，凡是修建的路都用他们厂的路灯。 人民网：产学研的结合，让企业拥有了知识产权。如何让科技成果尽快地、有效地转化成经济成果？科技局又起了哪些推动作用？ 何跃沛：东莞这些年发展取得的经验中，一个核心就是“实用”，企业也是这样。拿到的成果，首先看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。很多研究部门的科研成果只是为了发表论文，所以不实用，离产品往往还有一段距离。科技局不主张企业跟研发部门无目的掺合，而是倒过来，企业提出课题让研究机构解决。用需求要求高校提供科技成果，这样就省掉很多事。东莞也走过弯路，起初的第一个科研平台——广东电子研究院，是中科院计算机所来这里办的。但他们总是把计算所的科技成果进行推销，企业认为没用，没有动力。现在我们是带着课题去找成果，这样就可以很快转化成生产力。哪怕找了两三年，只要找到自己所要的技术，马上就可以转化成生产力。 人民网：即将举行的东莞市科技合作周把“科技金融”作为重点，是基于什么考虑的？当前的国际环境，比如金融风暴，是否对“科技金融”有影响？ 何跃沛：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“科技金融”思路是比较合适的，因为金融风暴，大家对股票、房地产失去了信心。但科技是非常有生命力的，这时把金融和科技结合起来，提醒大家把钱投到科技创新上，不是一个新出路吗？东莞的经济原来叫“物业经济”，老百姓也好，政府也好，都没有多大意识想去创新，都是买楼、买房、买股票，现在这条路已经堵死了。以前还可以说，我赚了多少钱，房子租了多少钱，股票红红火火，物业非常稳定收入，但现在不行了，因为金融风暴来了，不能再走这条路。所以，金融风暴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当然这个意识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，需要我们去引导和宣传。 人民网：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，东莞科技发展最紧迫的需求是什么？ 何跃沛：还是人才。因为钱对东莞来说已不是问题了，政府也投钱，企业也有钱，银行也有钱，社会资本也有钱，但是这笔钱怎么用，有会用钱的人是最重要的。第二，是会搞科技创新的人，这些人没来，比如说要搞软件，搞创意产业，高新产业，搞新能源产业。 |
新闻中心
